“我問了身邊一些育齡朋友，他們對生二孩的意愿普遍很低，要么是妻子不想生，要么是丈夫不愿生”，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惠州市旅游局局長黃細花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現(xiàn)在養(yǎng)孩子的成本太高，需要耗費父母大量的金錢、精力，所以我感覺需要出臺一些配套政策讓育齡人群愿意生二孩，并且生得出來”，她說。

　　全國“兩會”上，如何鼓勵育齡人群生育二孩，成為多位人大代表的共同吁求�！皢为毝�孩”對人口增長貢獻未達預期，更令這些代表對未來人口發(fā)展前景擔憂。

　　國家衛(wèi)計委主任李斌3月8日介紹，根據測算，全國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夫婦大體有9000多萬對，政策全面實施以后，預計未來這幾年，人口會有所增長，特別是新生兒會有所增長。到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大體會增加3000萬左右。

　　“原先預計‘單獨二胎’政策實施后，每年新增200萬人。但實際上到2014年底累計新增申請生育‘單獨二胎’的不到100萬。到2015年8月為止，也只有169萬對夫婦提出生育二孩申請�！比珖�人大代表、廣東省中山市政協(xié)常委賀優(yōu)琳告訴記者。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fā)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昕介紹，2012年的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中，除了法國、冰島、愛爾蘭、新西蘭等少數(shù)國家外，絕大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的總和生育率都遠低于2.1的更替水平。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為了改變現(xiàn)狀，大多實行了鼓勵生育的社會政策，涉及減稅、社會福利、就業(yè)支持、社區(qū)互助等多個方面。

　　生育意愿有多低

　　“根據1980年以來的兩百多次生育意愿調查，中國人整體的生育意愿已經非常低下，目前生育意愿大致在1.6-1.8之間”，賀優(yōu)琳說。

　　“浙江省2015年符合‘單獨二孩’的家庭中，每10對夫妻只有兩對選擇生育，余下的8對或在觀望，或是根本不打算生。而浙江早在1987年就已經進入了老齡社會，比全國整整提前13年�！比珖�人大代表、天能集團董事長張?zhí)烊握f。

　　2015年4至7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風笑天等人在全國12個城市進行了一項抽樣調查。調查選取了1487名“生育了一個孩子且兒童母親的年齡在23至49歲”的調查對象，當時“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推出，這些調查對象全部為“雙獨一孩”與“單獨一孩”育齡夫婦，且在調查中回答了“是否提出了生育二孩的申請”這一問題。

　　調查結果顯示，只有13.9%左右的夫婦提出了二孩生育的申請，而且“雙獨”與“單獨”育齡夫婦之間也不存在明顯差異。

　　這與國家衛(wèi)計委的統(tǒng)計完全相符。國家衛(wèi)計委曾公開表示，截止到2015年6月，全國1100萬符合單獨二孩政策條件育齡人口中，己有153萬提出了二孩生育申請，也就是說，全國提出申請者占符合條件者的比例為13.9%。

　　“同時也意味著，目前城市符合二孩生育條件的絕大部分育齡夫婦并沒有提出二孩生育申請。”風笑天認為。

　　風笑天認為，生育意愿僅僅只是人們關于生育的一種主觀愿望或想法，而一旦真的將生育二孩這件事情提上議事日程，擺到現(xiàn)實層面，要做出實際的生育抉擇時，人們所面臨的、所需要考慮的因素會有很多，他們的抉擇也會更加現(xiàn)實。

　　經濟壓力是重要因素。湘潭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韓雷的調查分析顯示，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負擔不起，占比達56.3%。而現(xiàn)階段成本太高主要體現(xiàn)為孩子的教育、醫(yī)療成本較高。

　　個稅改革納入“二孩”因素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兆安認為，放開“兩孩”政策實施之后，不僅生育兩個孩子家庭的經濟負擔會上升，而且也會對現(xiàn)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提出新的挑戰(zhàn)。

　　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計征單位是個人。這種稅收制度最明顯的缺陷，是不符合按能力承擔稅負的原則，不能反映家庭收入的整體狀況。

　　張兆安認為，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實現(xiàn)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稅，為配合放開“兩孩”政策的落實，也應該在計算應納稅所得的時候，增加扣除生育費用的一些項目，實行一些稅收優(yōu)惠政策。

　　張兆安建議，有一到兩個孩子的家庭、單親家庭、有撫養(yǎng)老人負擔的家庭等，都應確定一定的個稅免征額，子女的學前和義務教育期費用也應享受個稅優(yōu)惠。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zhàn)則建議，對有0至18歲子女的按計劃生育在職人員，個稅起征點和繳納稅費基數(shù)提高500元，減稅優(yōu)惠在其中一個孩子年滿18周歲后自動取消。

　　王戰(zhàn)建議的稅收杠桿不止個稅，他建議通過減輕企業(yè)負擔，為女職工創(chuàng)造就業(yè)條件。他提出對女職工超過40%以上用人單位適度減免營業(yè)稅，鼓勵用人單位公平聘用女性，也有利于勞動力市場中兩性平等的維護。

　　稅收減免是多國通行的生育獎勵政策。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fā)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昕介紹，新加坡稅務減免的范圍不僅包括孩子的父母，還包括祖父母甚至是女傭。生育子女的父母親可以申請4000新元(約2萬元人民幣)退稅，如果生育子女四個以上，則退稅的上限高達5萬新元(約25萬元人民幣)，職業(yè)婦女生育第一個孩子后可少交15%的稅，每多生一個孩子，還可以再少交5%。

　　學前教育供給側改革

　　“隨著兩孩政策的全面實施，學前教育剛性需求將前所未有，并已成為再生育夫婦的后顧之憂�！比珖�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人民醫(yī)院副院長張德明認為。21世紀經濟報道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目前為止，已有十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實行9年義務教育時，我國GDP不到10萬億，而2015年則超過了67萬億，我覺得將義務教育階段延長3年完全做得到”，賀優(yōu)琳告訴記者。

　　“現(xiàn)在孩子上幼兒園一個月的費用，相當于讀高中半年的費用。為什么讀高中便宜?因為大部分高中是公辦的”，賀優(yōu)琳說。

　　楊昕介紹，德國2007年通過的父母金法案中提出，要在2013年前為3歲以下兒童增設75萬個入托位置，以解決入托難的問題。而且，從2013年起，各地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任何3歲以下兒童入托。

　　反觀國內，張德明調研了雅安市的幼兒園以后發(fā)現(xiàn)，雖然公辦園想方設法地擴大班體規(guī)模，擴增學位40%，但能排隊如愿者也僅35%左右。原因在于，公辦園在幼兒園數(shù)量中占比約10%，有的地市僅占3%，其學位占比約15%。

　　他建議大力新建公辦園，廣泛推行公建民營、購買服務等PPP模式，快速擴增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并由政府制定學前教育規(guī)劃，保證一所小學對應設置一所幼兒園，人口密集地區(qū)據實增加設置數(shù)量，讓幼教學位數(shù)與孩子人口數(shù)相匹配。

　　黃細花甚至認為，政府有必要提供免費的托兒所和幼兒園，緩解女職工的負擔、減輕家庭經濟壓力。事實上，在我國部分地區(qū)已經開始探索免費學前教育，但免費學前教育在滿足入園需求的同時，問題伴隨而生。

　　“比如江蘇某些免費幼兒園出現(xiàn)爆滿現(xiàn)象，有的幼兒園一年時間生源增加了一倍，強烈沖擊了當?shù)夭蛔愕膶W前教育資源”，一名不愿具名的幼兒教育行業(yè)人士說。

　　為滿足二孩入園需求，也并非簡單增加學前教育供給那樣簡單。“在一些探索地區(qū)，就出現(xiàn)大量農村務工人員涌入某免費學前教育地區(qū)的情況，造成幼兒園生源分布不均，且變化強烈。這部分人群流動性大，因此不能機械制定某一地區(qū)的學前教育規(guī)劃”，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