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經濟在復蘇的軌道上加速運行。在危機恢復期,逐步形成了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經濟“方錐體”格局,并導致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國際化。我國經濟總體形勢持續向好,經濟復蘇進程加速。財政收入增長較快,但財政支出仍存在波動性風險。面對復雜的經濟環境,我們提出了宏觀調控的“傘形”框架,即以市場為基礎,以“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為“突破口”,以財政、貨幣、匯率政策有效搭配為驅動的新機制。

　　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形成與人民幣匯率問題

　　隨著國際經濟的加速復蘇,后危機時期的世界經濟格局也逐步清晰。世界經濟由傳統的美、歐、日“大三角”轉化為“方錐體”格局。國際經濟政策的角力由單純的國與國互動轉變為集團間利益的調整,由單純的實力對決轉化為國際機制與國家利益的協調,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基本形態和內在機制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對發達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帶來了重大打擊,但從經濟規模、技術能力和國際經濟規則和機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國、歐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驅動力量。中國經濟率先渡過危機的“拐點”,為國際經濟形勢的穩定和國際貿易秩序的有效恢復提供了重要支撐,并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快速上升,成為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重要一環。

　　在圖1中,后危機時期的世界經濟格局由美日歐、美日中、美歐中、歐日中等4個“大三角”構成,彼此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組成類似“方錐體”的形態。在其中,美日歐“大三角”成為主動和主導“三角”,美國可以通過美日歐“三角”將自己國家的利益協調為集體的利益,將美國的國內經濟政策上升為共同的政策取向,從而通過貿易、資本流動和跨國示范等三個機制向后危機時期的世界經濟注入美國元素。美日中、美歐中等“三角”成為美國權力的穩定“三角”。而中日歐“三角”則是我國在后危機時期進行經濟貿易活動和國際經濟政策協作的重要空間,我國應充分利用并發展好中歐協作機制,謀求必要的國際地位和作用,維護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國家經濟利益。

　　(二)美國“退出”框架下的宏觀政策選擇

　　2010年第一季度,美國宏觀經濟指標持續向好,經濟復蘇的進程加速,國民經濟形勢得到了市場因素較為穩定的支撐,美國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面臨著在市場活躍和經濟好轉的背景下的有序“退出”問題。根據美國后危機時期的國內和國際經濟環境,美國貨幣政策的趨向于“加息+貶值”方案。美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退出受到儲蓄率、投資率、凈出口和通貨膨脹因素的共同影響,其總體取向是依賴凈出口的增長和適度的通貨膨脹實現“退出”。在“退出”中,貨幣政策居于主動地位,而財政政策則具有固定的方向和目標,因此,在“退出”順序安排和政策框架上,美國將首先完成貨幣政策的“退出”準備,再啟動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退出”安排。預計在2010年第二、第三季度美國貨幣政策的取向將轉向加息和貶值軌道,而在第四季度,美國當前高達1 .9萬億美元財政赤字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將啟動“退出”程序。

　　(三)“方錐體”經濟格局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

　　“方錐體”經濟格局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被扭曲和放大了,成為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領域的核心問題。

　　1 .人民幣匯率不是美國政府解決貿易逆差的有效選擇。

　　從中美貿易的商品構成來看,盡管產業內貿易已經成為兩國貿易的主體,但實際上,中美貿易的大部分是中國主動參與到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的自然反應,中國對美國的大量出口實際上是現行國際分工格局的自然結果,中國對美國商品出口規模的減少并不能導致美國國內產出的擴張,進口逆差依然存在,國內的就業壓力也并不會明顯減輕。因此,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并不會影響美國的貿易形勢,美國貿易逆差的形成既與其國內經濟結構相關,也與美元作為國際基準貨幣的地位相關,是“特里芬兩難”在貿易和貨幣領域的反應。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并不能為美國有效打開中國市場提供幫助,放寬技術管制,加大對華高新技術產品及設備的出口才是從根本上扭轉貿易逆差的有效選擇。

　　2 .“方錐體”的國際經濟新格局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的重要原因。

　　美國加息和貶值并行的貨幣政策取向給美歐日“大三角”帶來了巨大壓力。一旦美聯儲啟動加息程序,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國家也面臨著加息的壓力。而美聯儲若推動美元貶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將進一步抬升,通貨膨脹壓力增大。此外,美元貶值可以有效提高美國產品的競爭能力,對歐盟和日本等國家的出口市場形成擠壓。

　　壓迫人民幣匯率升值是美歐日“大三角”中對沖美元貶值壓力的重要手段。壓迫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在社會輿論和公眾心理上給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帶來一定的改善。在歐盟和日本一邊,以人民幣升值來替代美元貶值,一方面可以避免美元貶值所帶來的壓力和沖擊,另一方面還可以自人民幣升值中獲得一定的好處,主要包括降低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部分擴大對華商品與服務出口等。此外,隨著人民幣升值進程的啟動,有助于提升歐元和日元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

　　3 .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與作用應進行全面而客觀的評價。

　　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直接影響和最大的風險是出口受阻和國際儲備縮水。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恢復期,出口對于保持中國經濟整體復蘇環境的穩定和推動新興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出口受阻,我國良好的經濟復蘇環境將遭到損害,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減產、停工也將明顯加劇我國的就業壓力。我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外匯儲備,2010年3月末,這一規模達到24471億美元。僅以美國國債作為分析基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0%,外匯儲備約縮水5350億人民幣,約相當于2009年我國G D P的1.6%和財政收入的7.8%。

　　但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將可以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再次增大的局面形成有效抑制。此外,人民幣匯率升值還將在克服國內深層次經濟問題、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優化等方面提供幫助,包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關系的失衡問題;要素收入分配失當,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問題;金融業發展緩慢,并形成嚴重資產泡沫問題;國際價格體系的失序,特別是資源價格改革調整中的滯步不前問題等等。

　　總之,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點不在于匯率水平的高與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運轉市場和國際經濟環境是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鍵所在。

　　“內需發展”與“低碳經濟”取向下的財政政策“傘形調控”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恢復期,我國既面臨著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也面臨著復雜的國內經濟形勢和復合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在這一階段,我們應綜合分析國內外經濟因素的內在關系,大膽創新,突破關鍵,把握重點,在后危機時期的國際經濟競爭中搶占先機。

　　(一)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的經濟發展目標與宏觀調控的“傘形”框架

　　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的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是一個復合體,既要實現經濟的穩定較快增長,還要適時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要應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干擾,還要防止資產價格大起大落給經濟社會穩定帶來沖擊和損害。課題組選擇以“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為突破口,借助市場機制、凝聚政策力量,推動國民經濟的穩定有序發展。這種宏觀調控的政策框架我們稱之“傘形調控”(見圖2)。

　　在其中,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并不完全包括現行經濟發展4個目標的所有指標,與“突破口”不兼容或是存在較大差異的指標變量將在這一時期被擱置、轉化或調整。目前,可暫時不作為當前在推動經濟發展時所考慮的指標包括出口、結構性通脹和貨幣性通脹等3項。

　　另外,根據研究的需要和人民幣匯率問題在當前的重要地位,我們把匯率政策從一般貨幣政策中剝離出來,作為調整外部經濟均衡和國內外匯市場均衡的主體政策予以分析、討論。

　　(二)“傘形調控”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

　　根據圖2所示的調控目標,為推動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進而推動整體國民經濟的有效復蘇,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總體取向是擴張性的,即兩個政策調控的基本方向是推動宏觀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貨幣政策的政策資源包括利率、貨幣供應量和信貸指導等措施,總體調控原則是提高結構性調整的技術和效果。首先,在貨幣供應量上應保持適度寬松的態勢,年初規劃的相關貨幣供應計劃總體上是適當的。其次,在信貸指導上要防范兩方面的傾向并做好資金使用的有序引導,即既要防范信貸風險過分集中,又要防止銀行面對經濟復蘇中的局部風險而突然轉向“惜貸”。在投資的使用方向上主要應加大對低碳經濟產業和內需發展領域投入。再次,利率政策則應以支持經濟復蘇和防范資產泡沫作為調控的雙重目標。

　　匯率政策應以構建完善的匯率形成機制為基礎,適時、適度的適應市場變化并且獨立、中性、規范的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形成人民幣完整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皞阈巍笨蚣芟�,影響匯率政策轉向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幅度,使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的軌道的主要障礙是外匯儲備的風險問題。在調控中,應注重完善外匯市場,加強外匯儲備管理。此外,還應重視匯率政策對當前利率政策調控“兩難”的支持,即在加息的利率政策外搭配以適度的匯率升值手段,從而在加強輸入性通貨膨脹控制的同時,有序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投資適度擴張。而在具體調控方案的安排上,可考慮實施“先升值,再加息”的方案。

　　(三)“傘形調控”下的財政政策調整方案

　　當前,“傘形調控”下財政政策的總體方案是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特別是優化結構、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并根據經濟運行情況的發展變化,及時完善相關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的重點、力度和節奏,增強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其具體構成措施應包括:

　　1.支持“內需發展”財政政策措施

　　以城鎮化為方向,加大鼓勵城鎮化發展的財政投入和優惠措施安排。財政政策應加大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力度,促進小城鎮協調發展,為人口、商品和產業集聚提供良好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并提供可行的稅費等優惠措施安排。

　　以消費升級為重點,帶動消費需求和國內投資的擴張。應堅持完善覆蓋全國城鄉的流通體系建設,堅持實施家電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等優惠政策,堅持家電以舊換新等耐用消費品品質提升政策,此外,還將加大對消費信貸的扶持力度,結合民族文化傳統和資金風險控制要求,鼓勵傳統金融機構進入消費信貸領域,或支持新型消費信貸型金融機構的發展。

　　以現代服務業為重點,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全面實施。財政應借助市場手段加大對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支持力度,積極推進增值稅擴圍等稅制調整,避免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形成重復征稅或其他稅收歧視。

　　以要素收入分配為重點,不斷增加勞動者勞動報酬。應采用積極的財稅政策手段,提高勞動報酬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對收入差距的調整力度,壯大社會中產階層的規模和力量,為提升消費水平和擴大新興產品的投資提供良好的環境。

　　加大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力,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把更多財政資源用于加強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用于改善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特別是要支持解決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更有力地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切實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以控制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為重點,防范資產泡沫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應加大對房地產領域的財稅調控力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滿足社會公眾的基本居住性需求;另一方面,積極研究推出以房地產保有環節為征稅對象的財產稅制度,限制交易環節的土地出讓收入,使地方財政與土地收益的關系長期化、規范化。

　　2.支持“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

　　加大對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興低碳產業的支持力度。包括鼓勵市場主體進行能效投資、節能技術研發、新能源投資的財政補貼,預算撥款,稅收減免,以及貸款貼息等鼓勵措施。

　　積極引導低碳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抑制高碳產業發展或促使其加大技術研發力度,減低碳排放的增速和規模。如包括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勵節能降耗,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稅、碳稅等政策措施。(本文是《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課題組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課題組組長:閆坤)